近几个月来，在柬中国投资者普遍背着两大“累赘”，在寒风刺骨的市场寒冬中一边承压、一边苦熬。眼下是现实的煎熬，而心里，则各自守着一个时间节点，等待那一束能够带来转机的微光。（来源柬单网图片库）

记者：时宜

金边的热闹，是靠人堆出来的。人一散，城市不至于立刻沉默，但某些街区会先冷下来。对很多在柬埔寨讨生活的华人老板来说，2026年开年的那股凉意，并不是空穴来风。反诈整治的力度在加码，检查、清查、遣返、驱逐的消息滚动刷新。那些曾经靠“华人圈层”转起来的餐馆、理发店、商超、按摩店、物流公司等，突然发现自己像踩在一张被抽走的地毯上，脚下空了半截。

这并不是柬埔寨第一次“动刀”。2019年的“818禁赌令”至今仍被很多人提起：那一年，柬埔寨宣布停止发放线上博彩许可，到期不再续期；政策落地后，西港大批人员连夜撤离，商业生态随之震荡。 之后又经历了漫长的疫情三年，不少中国投资者们熬租金、熬客源、熬成本、熬到航班恢复、熬到旅游回暖。

柬政府曾誓言，柬新年之前，电诈清零。（来源柬单网图片库）

可这一次，许多老板的感受更尖锐：不是慢慢冷，而是突然断，不是少赚，而是开门就亏。

“818，919，疫情都没有这次打击杀得凶！这一次严打行动几乎把人全部赶走了，哪怕疫情三年漫长难熬，但至少我们还能有口饭吃！”电话那头，W沙龙的负责人杨女士难以抑制住情绪。

她不是不明白国家治理犯罪的必要性。柬埔寨这些年因为线上诈骗、园区犯罪背负了太多污名，国际舆论也越来越紧，执法升级是必然的；柬埔寨甚至在2026年3月推进了更严格的反诈骗立法和重刑框架。 但站在一家门店老板的角度，最根本最关心的无非就是：今天流水多少？明天房租怎么交？

杨女士做的是面向华人客群的服务业，原本靠稳定的人流支撑固定成本；而固定成本里，最硬的一块是房租，其次是人工，再其次是水电杂费和日常损耗。

柬埔寨金街广场，流动中国面孔日渐稀疏，商户生意也跟随着一落千丈。（来源柬单网图片库）

“现在何止裁员！我有两家分店马上就暂停营业了。打算先休息几个月看看，要不然能怎么办？一天最多一百多的收入，别说盈利，连工资都发不起！不赚钱也就算了，还要倒贴水电费，越开越亏，谁不是在硬扛！”杨女士好似在复盘一场不得不输的仗。

“我们本地员工裁了一半，中国员工裁了一半。一个店过去二十人的团队，现在只留下了十个人。”可鉴当消费力紧缩，裁员成了各位投资者们不得不落下的第一刀。

更让她窒息的，房租像钉子一样钉在每个月的月初。杨女士提到，她在金边一条商铺密集的地段租了几间联排铺面，单间月租在3500美元上下，合在一起10000多美元，价格高的吃不消。在客流旺的时候，这个数字是“门面”和“规模”；客流一散，它就变成了绞索。

“从中国新年后开始都好难，人逐渐地走了，店里没客人，街上也没熟面孔了。对我们中国投资者而言，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能降租半年，现在这个租金真的交不起了，我的个天！”

在客流旺的时候，高租金是“门面”和“规模”；客流一散，它就变成了绞索。（来源柬单网图片库）

对杨女士而言，降租半年不是谈判技巧，而是生存请求。如果房东愿意松一口气，商户就可能多活一季；商户多活一季，员工或许就少失业一批。在柬中国同胞们就多一分希望。

据悉，柬埔寨此轮反诈整治中，确实伴随对涉案外籍人员的驱逐与遣返，以及大规模的外籍人员离境现象。 对华商而言，这种流动首先带走的不是GDP曲线，而是最具体的“订单”流失。

杨女士说：“我不是没想过走，是暂时走不了。一是生意还在柬埔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二是在我在柬埔寨有家庭，希望能以家庭为重。而那些没有后顾之忧的，当然可以说走就走。”

她也不敢预测这波寒潮会持续多久。但她预设了一个残酷的窗口期：三个月后可能更糟，因为离开的人一旦适应了外面，就未必愿意回来。不少投资者都像杨女士一样，一边压缩成本、一边守住，一边把希望押在五六月份，看会不会有人回流。

在柬埔寨做食品加工的王先生，则站在产业链的另一端：他不完全靠华人街的人流吃饭，但他同样能感到风向变了：订单变少、客户观望、上下游现金流紧张，连带着“人”也要缩。

“当下这波情况，至少会维持三个月。他说：“他打交道的生鲜配送老板，不论生意大小，基本上都属于半歇业状态：有生意就做，没生意就歇。”

其中，一些老板会让中国员工带薪休假、或连续休假且只提供基础生活费，甚至是停薪留职。

短短数月，当柬单网记者再次来到王先生工厂时，员工肉眼可见地少了，也不复从前的繁忙景象。（来源柬单网图片库）

王先生自己的工厂也在收缩。“原先我们有50多个员工，现在就剩20个了，成本不降扛不住。人工、厂房、水电，打底都要几万美元，在如今行情下，保底一天就1000美元的开支。这段时间以来亏了多少根本没算过，也不想算，因为算了头痛心痛，只能往前看。”

他还表示，虽然订单大幅下降，但停产是不可能的，人总得吃饭，需求不会消失，只是增长会变慢、回本会变慢。 

与杨女士的期待一样，如果到六月份还看不到希望，王先生就会调出船头，去别的地方再投资。王先生说得像一个老兵：“818、919、疫情我都经历过，且都扛过来了。我相信自己还能再扛一次。”

杨女士和王先生的故事，一个发生在街边门店的玻璃门后，一个发生在机器与仓库之间；他们共同面对的，是同一轮冲击在不同层面的扩散：当执法高压让灰色产业链被挤压，最先离开的往往是与之捆绑的人群。

而人群离开，最先塌的是周边的消费与服务业；消费塌了，供应链就跟着失血；供应链失血，工厂就要收缩；工厂收缩，本地员工先被裁；本地员工收入缩水，又进一步压低消费，形成更长的连环效应。 

金边炳发城街头人群锐减，有商家反映肉眼观测下来至少下降了一半。（来源柬单网图片库）

此前，柬单网记者曾采访到一位在金边BKK开着中高端餐饮店的陆先生。他曾悲愤地说道：“不管以后能不能好起来，我再也不碰餐饮了！”

陆先生的故事之所以刺眼，是因为它包含了华人餐饮创业最典型的误判：以为位置好、装修好、菜品好就能换来稳定客流；以为消费会像水一样自然回流；以为只要撑过淡季，就能等到旺季。可现实是，市场结构一旦被外力改变，店越中高端，越容易被固定成本反噬。

据陆先生透露，他的餐厅总投入加亏损已达200万元。他曾经一个月的营业额在1万多美元，但到了今年（2026年）2月开始明显下滑，只有4000美元左右；而房租、水电、员工工资等每月总开支超过1.5万美元，这意味着即便每天都开门，也很难靠现有客流覆盖基本成本。为此，他从春节前就开始裁员，把原本二十多人的团队精简到十人左右，维持最基本的运作。

他也像杨女士一样，把希望押在一个时间节点：再撑一个月，看看柬新年之后会不会有客人回流。

陆先生也并不否认反诈整治的必要性，当一个地方被贴上“高危敏感”的标签，客人还没出门，心里先退了半步。于是，中餐馆的生意不仅要和同行竞争，还要和“恐惧”竞争。

而杨女士那句呼吁，最朴素、也最现实：“请房东降租半年。”

在很多商业逻辑里，房东与商户是天然的对立面：一个追求稳定租金，一个追求可变利润。但若商户倒了，租金就成了空置；空置久了，街区就失去人气；人气没了，租金再想回到过去的高度就更难。降租更像一种“共同承担风险”的再谈判。

杨女士所指的逼到绝路，也并非夸张。对她来说，最可怕的不是亏，而是不知道要亏多久。关店、裁员也不过是把伤口暂时包扎起来。王先生则代表了另一类选择：不松手、不闭眼。他愿意坚持，但也设了撤退线：六月份看不到希望，就换地方。

而陆先生的离场，则更像一种警告。在情绪与账本同时崩掉之前，有的人会先斩断自己对行业的幻想。亏200万不只是钱，也是对再试一次的信心。于是他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给自己止损。

商铺空置久了，街区就失去人气；人气没了，租金再想回到过去的高度就更难。（来源柬单网图片库）

三个人，三条路，但他们说的其实是同一句话：真正被考验的往往不是谁更会赚钱，而是谁更能在不确定里活下去。

历经风雨交加的柬埔寨，经济复苏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愿意一起熬的人，更需要的是，房东愿意在最冷的几个月里，把那条勒在商户脖子上的绳子，再松一点点。

“希望房东能给我们中国投资者们降租半年，助我们渡过难关，半年之后市场情况好转再慢慢恢复租金。”采访时，杨女士发出多次恳求，迫切且无奈。这一轮风暴里，最珍贵的不是利润，而是能活到下一次开门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