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讨薪人的后台，但不含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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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16 柬单⁺ 来自中国香港柬单网

“富人的社会主义，其他人的资本主义。”——鲁奇尔·夏尔马

讨薪，在柬埔寨很常见，其中游行讨薪是大部分打工者最喜欢采用的方式。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柬埔寨人，他们都是底层打工人寻求保障的行为权利。在政府、公司、白领、知识分子各种行业群体中，他们隶属被支配底层。面对生活压力、环境恶劣、贫富差距，他们选择没那么多。

每年临近春节，讨薪事件格外多。在柬埔寨，中国人和柬埔寨打工人的讨薪结果截然不同。柬埔寨人有法可依、“后台”支撑；而中国人，跳楼、下跪……

柬埔寨人有工会，中国人没听说过工会

后台，即工会。它是保障工人权益存在的，在各种罢工、抗议事件中，工会代表会出面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事情如果严重，甚至会惊动政府，作为中间人来调解矛盾。

而中国讨薪群体，面对企业、面对政府，他们似乎什么都没有。既无学识、亦无组织。在我们的采访中，甚至不知道“工会”是什么。可想而知，中国打工群体的自我权益认识似乎让人很无奈。如果企业或项目工程出问题，这群底层打工者就无路可走了。

在柬埔寨发生中国人讨薪的事件，中国人采取了各种极端的行为。如在亲手搭建起的22层高楼上以死相逼；在工地前下跪。等等。

反观柬埔寨，虽然说制衣行业工资低，但底层工人薪资增长大部分都是工会争取得来的。2000 年夏天，柬埔寨工人自由工会主导了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的罢工，参与人数多达二万名服装工人，最终工人最低工资每月提高到四十五美元。直到2019 年起，工人也将享有退休金，退休金是工作最后一个月薪水的80%。这些都是在工会作用下才有的工人待遇。不管其工资的高低。

不仅如此，工会对工人权益保护涉及到工作条件、人身健康与安全、劳动权益与组织工会等方面。

1月20日，金边一家制衣厂数千工人罢工封路，集体抗议示威，要求厂方发放年终奖和5%的奖金。23日上午，柴桢一家工厂工人罢工，向雇主提出9个要求。要求包括不加班，以及提供上班所需工鞋。

从他们的要求与条件可以分析，他们要求是权益，而中国人要求是生存。似乎生活比柬埔寨人更无奈。

那么，为何这些中国打工者不选择进入制衣厂工作呢？我采访了某制衣企业的中层领导，同时也采访在柬埔寨底层打工的中国人。他们给到的答案都是：第一、制衣行业薪资低；第二、法律不许。柬埔寨《劳动法》规定，原则上企业应该优先聘用柬埔寨人，外国人在柬埔寨工作必须获得劳动部的许可。企业可以聘用外国人作为专业人士、工程师或者从事其他专业工作，但所聘用的外国人一般不能超过员工总数的 10%。

根据柬单网此前的一份调查，在柬同胞的薪资平均水平是1200美金左右。而制衣厂流水线工人的月薪，仅为190美元。

据《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海外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调研显示，在中资企业管理层中，中国国籍者占比为 48.1%，柬埔寨人为46.9%，其他国籍人占 3.7%。

因此，中国人如果要进制衣厂，绝不是选择当一名普普通通的流水线员工，而是成为一名具有专业技能的管理人员。

工会，柬埔寨人打工者的守护者

1979 年，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党成立了柬埔寨第一个工会。随着柬埔寨经济的发展，制衣厂不断增加，伴随而来的是工会的繁荣发展。

截至2017 年 5 月，柬埔寨注册的合法工会组织多达3500 个，平均每家工厂有 5 个工会组织。

工人的保护伞是工会，而工会的保护伞是柬埔寨政府。

《柬埔寨劳工法》规定，工人有在企业设立工会的自由。工会可以解决劳资双方的矛盾，并出面交涉。工会可以组织罢工活动，工会活动受法律的保护，并且得到西方发达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如人权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组织的大力支持。

因此，工会建立的初衷是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而这一守护者也得到了工人的拥戴。

2018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布一份关于柬埔寨的调研报告，结果显示，83.9%的员工表示其所在公司设有工会。同时，对于工会是否很好地代表和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和权利的问题，79.0%的员工表示工会很好地代表和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和权利。

可见，工会的存在和作用在工人中间堪称深入人心。上受法律保护，下受工人拥戴，工会活动开始增多，并逐渐走向不可控的局面。

据柬埔寨制衣厂商会统计报告称，2015 年，商会成员工厂共发生 118 起罢工事件，与2014 年的 108 起相比增长了 9.26%，极大影响了工厂的生产活动。

因此，为规范日渐失控的工会活动，2016年4月4日，柬埔寨《工会法》在第五届国会第6次会议上审批通过。

从拟定草案到出台，其中的过程可谓曲折。其中，劳资双方的诉求不同是最大矛盾点。

2015 年 6 月，柬埔寨劳工部表示《工会法》草案九成内容已完成拟定。2015 年 12 月29 日，人民党和前救国党召开会议，审查《工会法》争议条款，但当时推进也相当困难，3 个小时的会议，两党只对《工会法》草案 2 个条款达成共识。

2016 年 1 月 19 日，柬埔寨制衣和制鞋的业主代表向柬埔寨国会《工会法》的制定提出 7项要求，希望《工会法》对今后制止非法罢工事件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2016 年 4 月 4 日，国会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工会法》。

虽然《工会法》草案通过，但各“工会联盟联合会”和“工会理事会”主席仍对《工会法》中的部分条款有异议，认为《工会法》草案是倾向于资方，使工会受到限制。

法案生效后，各工会当即进行示威活动，100 名来自多个独立工会成员在国会前示威，发生暴力冲突。因此，虽有法可依，但由于工会的不满，《工会法》推行受阻，并未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力。

在此之后，工会、制衣厂老板及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工会和制衣厂老板之间的矛盾也愈发不可调和。本应作为坚实后盾的政府，也在众多的罢工乃至暴力事件中，扮演了尴尬的角色，甚至与工会站在了“对立面”。

2018年，因未领到薪资，金边爆发2000人大罢工，这次抗议持续了2个月，老板逃回中国。之后，矛盾再次升级，这些工人驾驶20多辆车前往独立纪念碑和劳工部，并企图到洪森总理官邸求助，但被警力拦截，这些工人也与警力发生了肢体冲突。

在这场抗议中，政府的角色可谓尴尬。工会给政府施压，逼迫其出面解决。事情最终会得到解决，但这种粗暴的方式，不仅影响了社会治安，还影响了柬埔寨的形象，尤其是国际认知上的投资环境。

制衣厂，“夹心饼”的出路？

由于柬埔寨本身经济并不发达，单纯依靠本国经济产业不能达到国家发展的目标，因此必须依靠大量的外资企业注资办厂。而在外资企业中，中企占比非常大。

截至 2018 年 4 月底，柬埔寨制衣厂商会（GMAC）共有纺织、制衣制鞋会员企业 586 家，其中中国投资企业会员 228 家，占 38.9%，香港 63 家，澳门 1 家，台湾 118 家，大中华区会员企业总数占比达到了70%。

作为打工者的守护者，工会从申请加薪，慢慢对包括福利、工作环境在内的方方面面开始提出更严苛的要求。而最经典的形式是罢工。但罢工事件频繁，不仅严重影响工厂的运作、订单、进货和出货，打击整个制造行业，也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而且，罢工类对抗性改事件一旦影响较大，便会惊动柬埔寨政府层面，出面协调。工会的对抗，政府的威力，制衣厂俨然是个夹心饼。

不可否认，工会积极为工人争取权益，稳定了柬埔寨的劳动力，让更多人愿意进入制衣厂工作。但这对于制衣厂老板来说，却不太美好。

尤其是水涨船高的工资，让很多制衣厂不堪重负，甚至出现了倒闭潮。

从1997年到2017年，柬埔寨工人的工资持续涨高，最低工资从40美元涨到了153美元，2018年170美元，2019年182美元，明显高于其他制衣和制鞋出口的竞争国家，比如孟加拉国67美元、印度77美元-143美元、缅甸79美元、巴基斯坦134美元。2020年，柬埔寨制衣和制鞋厂工人最低工资将涨至190美元。

与竞争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孟加拉最低工资是60美元、斯里兰卡67美元，缅甸也才108美元、越南介于122至175美元之间、老挝133美元。

薪资的巨大差距，让很多制衣厂被迫倒闭，或者出逃到其他更低成本国家。

2017年柬埔寨共有54家工厂关闭；2018年共有35家工厂倒闭；2019年，柬埔寨70多家工厂关门，相比2018年增长了一倍。

此外，涨工资不涨生产力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柬埔寨甚至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工人的效率都非常低。越南与印尼工厂的生产力大概是中国的80%，柬埔寨制衣厂的生产力只有中国的60%。

工作效率高，涨工资无可厚非。可若工作能力停在原地，制衣厂老板难免有怨言。一旦能力和工资的平衡被打破，制衣厂老板只能另寻出路。

有意思的是，若把老板逼上绝路，对工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结果。一旦制衣厂大肆倒闭，最后吞下恶果的，还是工人们。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作为工人的守护者，工会的工作不仅仅是要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如何与制衣厂老板和谐相处，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只有工会和制衣厂老板双方清楚并认可，他们并非站在对立面，才能统一战线，建立更和谐的关系。

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以和谐劳资关系而著称。自1965年新加坡建国以来，仅发生过两起罢工，一是源于新加坡法律对罢工有诸多限制，二是因为，在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关系中贯彻始终的是协商精神。

首先，新加坡具有完备的劳资关系法律体系。雇佣法令、劳资关系法令、职工会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雇员的基本劳工标准、劳资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工会的权利和活动都纳入了法制轨道。

而柬埔寨《劳工法》从推行起，就争议不断，对比新加坡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实在是还有太长的路走。

其次，协商精神体现在产业仲裁法院。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是工会运动的“心脏”。全国职工总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其中一个武器是产业仲裁法院。

他们的观点是，打官司是比罢工更好的替代方案。它比罢工等暴力对抗方式危害更小、更缓和、成本更低、更快速。当和解只是或早或迟的事情时，双方在法庭上大吵一架比罢工更容易恢复履行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