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妈妈，我该怎么办？
2021-1-20
柬单⁺
来自日本
柬单网
“体外世界”，我被踢皮球
在跨国代孕中，有关亲子关系的争议从未停止。其中，代孕妈妈遭“退货”现象屡见不鲜。不久前，一段录音的曝光将郑爽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录音中，疑似郑爽和其父母频频提出将代孕的孩子送人。继代孕事件后，郑爽再次陷入弃养风波。其实，代孕婴儿遭“退货”的现象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014 年，一对澳大利亚夫妇与泰国代孕母亲签订了代孕合同。但在怀孕四个月时，代孕母亲双胞胎中的一胚胎（男婴）被发现患有唐氏综合征。于是这对夫妇希望终止妊娠，但遭到代孕母亲拒绝。在双胞胎孩子出生后，这对夫妇丢下男婴给孕母，只把健康的女婴带回澳大利亚。虽然这名男婴最终由泰国代孕母亲收留照顾。此事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引发社会对代孕伦理道德 的思考。委托方要求终止妊娠未果、孩子存在先天缺陷等情况下，“不受欢迎”的孩子被弃养是大概率事件。即便司法介入，强制要求孕母承担养育责任，仍有失公平。因为绝大多数“孕母”的经济条件比较拮据，非自愿地收养代孕的孩子，会是合格的养育者、 监护人吗？但是遭弃养的代孕孩子被送入孤儿院、寄养、收养等福利体系中，也不是打开幸福人生的正确姿势。至于那些被未经司法流程的“私了”，弃儿的结局可能更为悲惨。此外，除了遭遇弃养外，国籍问题也成了跨国代孕孩子面临的困境。由于各国法律政策存在差异，一些孩子出生后，却成了无国籍、无父母的“孤儿”。例如，2008 年的巴拉兹(Balaz)案，引发了印度与德国之间在代孕儿童法定父母身份认定方面的法律冲突，为代孕子女国籍认定带来了挑战。德国一对夫妻在印度找了代孕母亲，成功产下一对双胞胎。但孩子出生后，又迎来了新的问题。由于印度法律允许商业代孕，代孕母亲签订代孕合同时，已表明放弃其对所生代孕子女之亲权，故该双胞胎儿童无法因代理孕母所生而取得印度国籍。但是，德国法律明确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孕。即便代孕子女与意向父母有血缘联系，德国同样不承认代孕儿童与意向父母的关系，因而代孕儿童无法获得德国国籍。最后，是另一种途径打破了本案陷入的跨境代孕子女无国籍的僵局。该对德国夫妻根据德国的法律，以跨国收养之方式而使该双胞胎获得了德国国籍。双胞胎在出生两年后，由父亲简·巴拉兹带回德国生活。此前，泰国也发生一起涉及跨境代孕亲子关系纠纷案。一对日本夫妇先利用试管技术将他们的受精卵培育成胚胎，再将胚胎植入代孕者子宫内。然而，在代孕者怀孕期间，这对日本夫妇离婚了。当女婴降生时，不仅抚养权无从确定，法律也无从界定她的国籍——受精卵来自两个离了婚的日本人，但胚胎是在一个印度女人的子宫里发育成人的，胚胎成人之前夫妇俩已经解除 法律关系。一时间，这名女婴成了弃婴，由于她既不算印度人，也不算日本人，因此她无法从印度离境， 更不能从日本入境。幸运的是，最终在印度最高法院、印度政府和日本政府的三方斡旋下， 日方以人道主义为由给这名女婴发放了签证。无父母、无国籍的状态，侵害跨境代孕儿童的利益。原本出生就应该受法律保护的他们，却 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失去了该有的保护伞。
被殖民的身体与人口贩卖
除了亲子关系的难以认定外，代孕带来的，还有涉及身体殖民和人口贩卖等争议。作为辅助生殖的业务之一，代孕的成本差异较大。相比于美国昂贵的收费标准，东南亚的代孕费用会更为便宜，这也是造成东南亚代孕市场火爆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东南亚法律的 不健全也催生地下代孕行业的兴旺。 在代孕服务兴旺的发展中国家，众多经济困难的女性加入这一行业，成为代孕者。而东南亚地下代孕的市场的火爆，也满足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借腹生子”的诉求。这种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买方”和“卖房”代孕关系，更像是一种身体上的殖民，是对发展中国家女性身体的恶意利用和盘剥。在代孕行业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潘多拉盒子也被打开，催生人口贩卖的罪恶行径。2011 年，泰国警方破获了一起人口走私案，数名中国台湾人、中国大陆人和缅甸人涉嫌将十五名越南女性贩卖至泰国，迫使她们从事代孕工作。据悉，这十五名越南女性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岁，她们被以“到泰国找好工作”为由哄骗至曼谷，再在率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卖到一家名为“宝贝 101”（Baby 101）的公司从事代孕工作。这些女孩每生产一名婴儿可获得五千美元酬劳。要不是其中四名越南女性不服“公司”安排和暴力威胁，向越南驻泰国使馆举报，也不会引起警方注意。这十五名女性被解救时，有七人即将分娩，另有四人也已怀孕。那些怀揣为人父母梦想的“游客”所不知道的是，人口贩卖已成为代孕这一灰色产业链中的可能环节——中介提供客户， 人贩提供“容器”。
《柬单⁺》
文：吴嘉玲
编：胡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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