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一名来自中国的小伙儿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代广场火了起来：他仅凭5个英语单词就跑到了美国去卖玩具，在抖音上发了6个短视频涨粉60多万，立刻在中美两国的社交媒体上成为了一名极具流量的“网红UP主”。

上图：阿才在摆摊，左边为本地顾客

而他通过叫卖的方式在纽约时代广场向老外推销“爆眼龙”捏捏玩具，推销交流过程中无论老外问什么，博主只会使用“吐刀乐、吐刀乐”（two dollar）等几个简单的英文单词，因此还被广大网友称为“刀乐哥”，甚至不乏有人也想效仿他来到美国赚上一笔：毕竟“刀乐哥”买的小玩具，在国内也就几块钱人民币，却被他在纽约卖出了2美元的“天价”。

可那一张小小的美国签证，却给所有想效仿“刀乐哥”的网友们泼了一盆凉水：因为拿下美签存在一定的门槛，而且能够拿下美签也意味着申请人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某种程度上也不需要像“刀乐哥”一样去卖小商品；而与中国只有2000公里左右的柬埔寨，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门槛，而在潮汕小伙儿阿才看来，这也是他在柬埔寨摆摊看到希望的地方。

第一次摆摊：他遇到了义务帮忙的本地高中生

2023年年初，阿才抵达柬埔寨金边。那时他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没有创业的打算。他来这里，是因为“想换个地方看看”。

“就是来旅游的，当时在国内做点小生意，刚好有段空档，就想着到柬埔寨看看。”阿才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了想留下来的想法，也说不上是为了生意。当时没有那么明确的商业目标，就是觉得这里的氛围好。你看他们都可以摆摊，卖吃的、卖衣服、卖东西，没有人来撵你。”

这种“敢”，不是冲动，而是一种职业直觉：阿才对什么东西能卖、怎么卖，有着天然的敏感度，柬埔寨街头随处可见的摊点与流动商贩，让他意识到：这里并不排斥“草根经济”，而这可能是一种机会，于是在跟妻子商量之后，阿才决定来柬埔寨“试一试”。

阿才介绍，自己的货源来自潮汕本地。“我老婆的闺蜜是开工厂的。”他说，“化妆品拿货不难，什么洗面奶、面膜、护肤套装，我都可以从她那里直接拉货，然后小批量发往金边，成本可控。”不过，真正的挑战来自另一个层面：身份、语言，以及文化。

上图：阿才摆摊之初，主要售卖化妆品

阿才选择摆摊的地方是金边王宫边上，这里是柬埔寨的一个景点，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来湄公河边散步游览；但在本地人眼中，一个面孔陌生、言语不通的中国人出现在摊贩之间，仍旧是异常的存在。

“刚开始去摆的时候，确实感觉到周围人看我眼神是有点不一样的。”阿才回忆，“他们都在想，怎么来了个中国人在这边摆摊？”这种“异样”并非敌意，而是一种混合着好奇与防备的观察。更现实的问题则是语言障碍。

“我不会柬文，基本一句都不会讲，一开始我就用纸写几个词，贴在摊位上，人家问价，我也听不懂，只能比手画脚。”阿才说，“后来就是突然来了几个会中文的本地高中生，帮我解决了沟通问题，而他们也是义务帮忙没找我要一分钱，就在这里帮我直到我收摊。”

除了语言的意外补位，令阿才印象更深的，是本地摊贩的态度。

“他们不会排斥你。”阿才说，“你一个外国人在这摆摊，他们不赶你，也不抢你。他们还会帮你，有时候我不懂价格，隔壁的摊贩会帮我讲。有一次我没零钱，人家还帮我换钱。而在国内摆摊你可能得提防同行、提防城管、提防投诉；在这里，你不会有这种感觉。”

靠着这些“小幸运”，阿才的摊位慢慢运转起来。他卖的是化妆品单价不高，但利润可观。

“做得最好的一天，是送水节那几天。”阿才说，“人特别多，我那晚一个人就做了快300美金。”平常周末，他平均每晚收入在80美金左右，“60至70美金是常态，能卖一点就算成功。”

上图：本地顾客在阿才的摊子前挑选商品

这笔收入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金钱，更是一种验证：在一个陌生社会里，只要环境允许，哪怕是语言不通的“外人”，也可能靠最基础的劳作获得生存的空间，那段时间，他第一次意识到，在一个制度相对宽松、文化相对包容的地方，摆摊本身，也可以是一种体面且自由的生活方式。

“后来有很多人加我微信、抖音，问我能不能教他们在柬埔寨摆摊。”阿才说，“我都告诉他们可以摆，不收费，管理也松。我说你们可以来试试。”

“破天富贵”袭来：他看到了中国人“暴富”的可能和希望

而到了2024年底，阿才已经不再摆摊，后来他就开了一家名叫“大侠煲仔饭店”的餐馆，而这个名字也是他的粉丝帮忙取的。确实忙不过来了。”他说，“不是不想继续摆，是实在腾不出人手。”

可即便如此，阿才并没有完全抽离这个街头经济的世界，因为湄公河边那里依旧是他创业的起点，特别是金边市政府宣布将这里在周末划为步行街后，阿才在交谈中告诉记者，如果以前是摆摊只是赚点兼职收入，那现在很有可能大家会有一种“暴富”的可能和希望：因为在步行街开放的周末两天，金边绝大多数的人流就集中在这个区域。

“现在摆摊的中国人开始多了起来，”阿才告诉记者。

这并不是主观印象。据他粗略估计，现在在步行街附近周末出摊的中国人至少有十几组，大多是兼职。“有的是有工作，只是下班了来摆，有的是陪家人来柬，闲着就干一份。”阿才提到一位印象深刻的安徽男子，“他女儿在这边教书，他就陪女儿过来。没事干他就出来摆摊。”

但更让他在意的是：摆摊的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以前大家都是自己出来卖。”他说，“现在开始有中国人请本地人去卖，自己当老板，在后面供货就行。”这个“后退一步”的动作，正悄悄改变整个摆摊生态。

“比如一个摊子，一晚上生意不错的话能卖到100多美金。那你给本地人10到20美金，让他帮你卖，剩下的钱你就坐着收。”他说得轻描淡写，却道出了一个关键逻辑：用极低的雇佣成本撬动稳定现金流。

上图：阿才现在经营的大侠煲仔饭

根据他描述，这些被雇的本地人，多为年轻人或临时劳工。“你给他十美金，他就很开心了。他们本地正常一天工资也就这个数。”更重要的是，这些柬埔寨摊工不太计较分红、工时，只要每天能结算现金，就算满意，“有的甚至不讲条件，你让他站哪儿他就站哪儿。”

而摊位本身，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摊铺”。

“步行街目前并不强制收费，大摊位可能需要30美元租金，但一般情况下，只要你找得到空位，不占别人老位子，没人会撵你。”阿才说，“先到先得，还是这个理。”

在这样的环境下，摆摊开始变成一种“轻资产、可扩张”的小型经营模式。许多做得早的中国人，已经从“自己吆喝”变成“雇人站岗”，一个摊位变两个、两个摊位变四个。

“这些之前摆摊的中国人自己不摆了，就找几个柬埔寨人替他跑，他在定期供货。”他顿了顿，“有时候甚至不用他自己去，他直接找人管。”

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摆地摊”，更像是一种微型渠道分销网络。而在人力成本低、监管宽松的金边，这样的模式具有现实的扩展土壤；这一切之所以成立，得益于几个关键变量：租金低（有时候没有）、人流大、监管宽、劳力便宜。

另一方面，政府方面的管理人员一般只对大音响、占道过大等行为提出温和提醒；“他们不会乱收钱，更不会扣你货。”阿才说，“顶多就是礼貌地告诉你‘这个地方不能摆’，你换个地方就好了。”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创业平台。

阿才透露，摆摊虽然简单，但它是一种最贴地气的观察方式，能看到什么产品火，谁在买，价格弹性多大，这些东西，坐办公室是看不到的。

而记者问及目前中国人在柬埔寨摆摊，未来会不会多赚点钱”成为“摊贩资本家”，阿才表示，想在柬埔寨小成本试水，摆摊绝对是个入口；他说：“说不定再过几年，这条街上的摊位，就都被中国人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