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
柬埔寨爆发第三次社区疫情。当天,蔡先生报名当志愿者。
这些天来,他见证了同胞的心态变化,不安、恐惧、疑惑、焦躁、逐渐平静、继而渴望出院。
他既是连接医生和病人的沟通纽带,也是双方的情绪“收纳箱”。
左三为受访者
病房外的通话
蔡先生没有算过一天喝多少水,一般打完两到三个电话,一通电话常是10分钟左右,就得喝水喘口气。特别疫情爆发前三天,量最大,甚至打完一个电话就需要喝水。
他50多岁了,有时候讲完一通电话,觉得很累,整个人要走走缓一缓。
沟通工具是手机,通常是打电话,回答病人抛来的“连环炮”问题。
病人刚住院有两种情况。
第一,病人觉得自己没有病,他估计这种情况占了一半,这些人是无症状感染者。“大哥,我好好的,怎么把我抓进来?是不是检测出错?”
第二,出现症状的病人担忧治疗情况,个别病人问能不能回国治疗。
有些病人情况比较严重,询问蔡先生,这里的治疗到底是怎样?
蔡先生安慰,医院储备有瑞德西韦(全世界唯一通过认证的治疗新冠的药),医生会根据病情使用这种药物治疗。
病人刚开始吃药时,很多病人问他,药很难吃,吃了恶心,想吐,能不能不吃。或拍照给他看,问他是什么药。“我建议病人遵医嘱,医生已经治好了几百人,而且生命哪有不受点苦的。”
蔡先生表示,柬埔寨长期跟痢疾、结核、艾滋病、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等各种传染病打交道,当地医生有一定的能力。他认识的很多柬埔寨医生都是有国外留学回来,包括法国、美国,医疗水平并不差。
“我举了个例子,去年20多个法国人在柬埔寨感染,年纪最轻的60多岁,最大的80多岁,全部很好地痊愈。沟通能缓解他们的情绪。”
也有人急着要回家,说“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两天好了,不发烧不头疼了,肺部也没什么感觉了,呆不住了。”蔡先生耐心劝安心调养,无症状不代表没事,也无须担心。
此外,还有一些鸡毛蒜皮。
医院每天发2瓶矿泉水,病人觉得不够喝。偶尔会抱怨伙食不太好吃。嫌条件差要求换房间……
接收病人的需求后,蔡先生干的第一件事,是介绍新冠肺炎的情况。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是怎么样?尽量先消除其担心。
更重要的,是告诉病人,虽然柬埔寨经济不太发达,医疗设施不是很完善,但其在应对传染病方面有一些办法,至少是目前为数不多保持新冠零死亡的国家,这有目共睹。中国的专家也来过跟当地医生交流,不用太担心治疗水平。这一点,让很多病人安心。
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并不高,大概2%到3%。
难逃的棘手问题
但医院和病人各有立场,蔡先生经常左右为难。
医院向蔡先生投诉,很多病人串门,不听指挥。他能理解,可能病人入院后,大家比较恐慌,选择找朋友聊天。
为缓解餐饮问题,医院允许家人和朋友给病人送东西,但后来有些病人家属送了很多花,医院收紧管理。蔡先生和病人沟通,讲清什么东西可以买,什么不可以。
甚至出现了比较负面的状况,病人聚众赌博,随处抽烟,影响到其他病人,引发医院不满。
蔡先生跟那些病人沟通,与医院协调,“我说病人的情况需比较照顾,一时间让他们戒烟有点为难。我说干脆在楼下开设吸烟区。”后来,吸烟区如愿以偿。
采访期间,一个电话打来,一位病人前一天(26日)晚上被转院。起因是吸烟问题,有了吸烟区,病人依然在房间抽烟,前几天院长还让蔡先生警告病人。
病人比较有钱,住的是VIP病房,据说病人是坐私人飞机过来入院。蔡先生也告诉他,要遵守医院规定。这次病人被转院,蔡先生尚未得知原因,不知是否与违反吸烟规定有关。
“我们作为志愿者,只能尽力而为。我们肯定要积极配合,因为这事关中国人的形象问题。我总觉得,如果跟当地人有摩擦,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蔡先生不是很忙碌,因为医院解决了很多问题。而他自己也有本职工作,精力有限。
“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
蔡先生参与此次志愿服务的初衷,出于突然间这么多中国籍病人,料想语言沟通是个障碍。他对当地医院有所了解,医院未必有足够的翻译者,而他本职工作也跟公共卫生有关。
2017年,蔡先生因工作缘故来到柬埔寨,他是慈善机构HPA(Health Poverty Action)在柬埔寨的负责人。他已在NGO工作了20多年,此前是个生意人。
HPA原本在国内从事艾滋病的领域,在柬埔寨跟当地卫生部门开展合作,攻疟疾病、女性疾病、结核病、毒品控制和帮助贫困学生等方面的工作。
长久以来,他一直有个想法,在当地建立一个外国人帮扶中心。“我见过一些中国人、印度人和欧洲人流落街头,发现有人跳楼,死亡。”蔡先生叹息。
他打算届时与相关部门合作,在外国人碰到困难时提供协助。“一是法律上的协调沟通,二是给予紧急的物资。比如,外国流落街头了,至少让他们有地方吃饭休息。没钱回国的,帮忙进行沟通,甚至可以帮助买机票。”他表示。
蔡先生表示,选择当志愿者,是由于认为这涉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大家互相协助,才能把社会变得更好。
他唯一后悔的,是当年没学医。所以换种方式为社会出力,坚守一个公民的基本操守。随后他又感慨,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
“只能尽力而为”
疫情爆发初期,蔡先生每天都很忙,本职工作也没办法做,生活被打乱,人也感到疲劳,后来情况渐趋稳定,他改为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做志愿服务。
在很大程度上,他承受了病人跟医生双方的情绪,被问及如何消化,他坦言,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尽量往积极的方面去想。
“我认为,只要我们不要去想太多问题,告诉自己只是尽量沟通,我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只能尽力而为。”
他说,很多情绪在互相传播,有个吸烟的问题,院长半夜打电话给他,一些突发事件让他头晕。
另外,他遇过被误解是骗子的情况。有次,他在
柬单网发帖,招募中英文精通志愿者。他写错了邮箱地址,一位同胞想联系他加入,但找不到蔡先生的办公室,发邮件没得到回复,这位同胞大骂他是骗子。虽然他感到不舒服,但还是理解了对方。
也有好消息传来,住院一段时间后,病人状态明显变化。
有个病人,刚入院时高烧40℃,呼吸困难进了ICU,第二天下降到35℃。最近蔡先生得知,这个病人精神状态好转许多,回到了普通病房,这让他倍感欣慰。
病人面对各种困扰,特别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难免有情绪,心情迫切焦躁。而前段时间大使馆的探望和关爱似乎让他们变得更加有信心,感觉没有被抛弃。
很多病人开始约蔡先生喝酒,他这时伸出的援手,赢得了病人的友谊。但他一直在思考,如果能在病房服务,自信能做得更好。
当初蔡先生计划到第一线去,心想每天有半天呆在医院也好。去年12月回国,他接种了疫苗,认为自已比别人更安全,在一线能更好地让病人情绪稳定,配合医生的治疗。
在这种突发而危急的情况下,病人的情绪是个大问题。他猜测医院肯定需要人帮忙,同时想了解其它方面能否帮忙。他跟卫生部提出要做志愿者,被告知当时只有俄罗斯医院有需求。
而且医院告诉他,一旦离开病房,得隔离14天。
最终经协调,医院建立了一个沟通机制,蔡先生成为连接医生和病人的纽带,接收双方的意见和反馈,及时传递信息。
“面对面和手机沟通差很远,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蔡先生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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