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上，对于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法院通常会发出一道“限制消费令”，简称“限高令”或“限消令”，这是一种强制执行措施，通过约束他们的高消费行为，来保障债权人权益。

这些高消费行为包括乘坐飞机、入住星级酒店、购买不动产等。然而近期，多地法院通报了违反“限高令”乘机的典型案例。这些人是如何突破限制买到机票的？背后是一条怎样的灰色产业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不得有九项高消费行为，其中第一项就是“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通过限制这些非生活必需的高消费，可以让被执行人意识到不履行义务的代价，主动配合执行；也能防止被执行人转移、挥霍财产，维护司法权威，保障胜诉方的合法权益。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近日通报了一起违反限制消费令案件。西峡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该院通报的这起案件中，被执行人胡某某早在2023年就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但排查发现，他于2025年8月存在乘坐飞机的行为。

法院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联系到胡某某了解情况。胡某某说，当时公司有一项紧急业务，他人在北京，需要前往成都出差，如果耽误了行程，可能影响合同签订。因为绿皮火车速度较慢，他就购买了从北京飞往成都双流机场的机票。返程时则选择了绿皮火车，他称是担心工作出现闪失。

综合考量胡某某违反“限高”的原因，包括违规时长以及认错悔改态度，法院最终决定对他罚款500元。胡某某对此无异议，没有申请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同时告知他，今后若因特殊情况确需出行，提前向法院提交申请，经批准后可以暂时解除“限高”措施，但是不能在“限高”期间违规。

类似胡某某突破“限制消费令”的行为并非个案。近期，多地法院发布通报及典型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执行工作等相关情况。数据显示，福建全省法院对282名违规乘机者处以罚款，对438人作出了拘留决定，其中福安市人民法院在1月8日公布了100多名违反限制高消费令乘机被执行人的名单，要求相关被执行人在公告发布三十日内，主动到法院接受调查、处理。此外，四川邛崃法院、深圳龙岗法院等都在近期发布了典型案例。

△二手交易平台上的“代订”机票

一般来说，法院主要围绕财产查控、协助执行、信用惩戒等措施，对非生活必需的高消费进行约束，比如通过与公安、税务等部门数据联网，实时核查被执行人消费与出行信息，对购票系统等设置拦截。为什么这些人还能成功购票？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记者发现有不少号称能“解除限高”“代订机票”的中介，记者以被“限高”人员的身份联系了一个代订中介，他说，曾经有人是利用新旧护照更替产生的信息“时间差”来实现订票。

“2023年至2024年6月前办理的护照，证件号码会发生变化，新信息不会立即更新到民航系统或12306系统，有一个时间差。因此，那段时间办的护照是可以买票而不被‘限高’的。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新护照只要一下来就直接‘限高’了。”

记者追问目前有什么办法可以绕开 “限制消费令”，对方言辞含糊：“用身份证我也能帮你买票，因为我们干的时间长。用护照买票很正规，民航系统的限制能全部规避掉。这不是个人能操作的，我就只能跟你这么讲，再讲都有点深了。”

另一个代订商家较为直白地道出了自己的方法：使用护照通过境外系统出票，就可以绕过国内的限购核验。

在社交平台，还有很多人分享如何绕过“限制消费令”乘坐高铁——“限高”人员先用自己的身份证购买一张普通车票通过人脸识别进站，同时再用亲友的身份证购买一张高铁票上车。

无论是利用护照还是借用亲友证件，这些试图“瞒天过海”的行为，一旦被发现，面临的是法律的严惩。根据规定，违反“限制消费令”可被处10万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解释称，法院会根据不同的情节，比如因本人或近亲属重病的，旅游或者享受的，都会进行区分。情节严重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澍强调，帮助被执行人买票的“黄牛”或亲友，也涉嫌违法。“对于帮助规避的第三方，如亲友或中介，依据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其行为已经涉嫌妨碍诉讼执行，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谢澍认为，“限制消费令”屡屡被突破，对法院、公安、民航各部门间的协同监管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被执行人通过使用护照或借助他人代买等方式规避‘限消令’，确实暴露出监管衔接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法院、公安交通等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证件系统没有全面联网，导致监管存在漏洞。为了完善执行体系，需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整合护照等证件信息，实现实时的监控。同时要通过立法明确第三方责任，加大处罚力度，并且纳入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从而增强法律震慑，从源头减少此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