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Miles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园区诈骗”始终是柬埔寨难以摆脱的一道阴影。它不仅制造了大量跨国受害者，也不断消耗着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信用、形象与治理耐心。外界并非没有看到更多满意的执法行动，但有时候，那些行动被视为阶段性、象征性，难以触及真正的结构性问题。

然而，进入2026年初，一系列密集而罕见的事件，正在打破这种惯性认知。

太子集团创始人被遣送回国，太子银行进入清算程序，旗下多个核心房地产项目被官方紧急叫停交易；金边市政府启动覆盖全市的公寓与集中居住场所排查；多个与电诈高度关联的园区出现人员集中撤离的异常现象；而在政治层面，首相洪玛耐公开、反复强调必须对网络诈骗保持长期高压打击态势。

如今在柬埔寨发生的行动，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柬埔寨正在尝试从“应对问题”，转向“重塑秩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子体系相关事件的处理方式，明显突破了过去的边界。随着创始人被遣送回国，金融板块首先进入清算程序，随后房地产监管机构宣布对其旗下五个主要项目实施临时管控，暂停新客户销售及其他相关措施。

这并非简单的市场行为，而是一种由国家监管力量主导的风险处置机制。官方通告中明确指出，此举属于保护性监管安排，目的是防范交易风险、维护市场秩序，并对已购房业主的权益作出分类保障指引。

换言之，政府并没有选择“一刀切”的冻结，而是直接介入资产、产权与后续管理流程。这种处理逻辑，意味着问题不再被局限为个体违法或单一刑事案件，而是被纳入到金融稳定、房地产秩序与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中。

与之形成呼应的，是金边市政府对公寓住所展开的系统性排查。1月12日的专题会议明确部署，对全市范围内疑似集中居住场所进行逐区推进、拉网式检查，重点针对网络诈骗、非法拘禁、洗钱等违法行为。会议由市长主持，国家警察总署、宪兵司令部以及各区政府同步参与，这种跨部门联动，本身就释放出强烈信号。

过去，电诈活动往往被外界简单理解为“园区问题”。但现实早已发生变化。随着执法压力在传统园区加大，诈骗活动逐步向普通公寓、写字楼、酒店式住宅转移，以更低的成本、更强的隐蔽性存在。如果执法始终停留在“园区标签”上，本质上是在与不断进化的犯罪形态错位博弈。

正因如此，对公寓与集中居住场所的严查，并非过度反应，而是一次迟早要补上的治理动作。当然，这类行动对执法尺度、程序正义以及对守法居民权益的保护，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从长远看，回避这一环节，反而会让治理成本不断累积。

不仅如此，近期多个电诈园区出现的“盘口逃亡”，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在财通地区，太子体系下的部分“金字头”园区率先出现异常，大量人员快速撤离，部分区域在短时间内几近空置。西港也出现大量人员流动问题。这种现象在犯罪治理中并不常见，它通常意味着参与者对风险的判断发生了根本变化。

他们不再认为这只是一次短期风声，而是真正可能触及核心利益、资金链条与人身安全的系统性清理。正因为如此，逃跑本身，恰恰说明执法已经触碰到了要害。

但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风险反而最高。如果执法力度在此时出现松动，或者因为现实压力而选择性回撤，释放出的信号将极其危险——只要动作足够快、足够隐蔽，就可以等待下一次周期性宽松。那样的结果，不是问题解决，而是犯罪形态进一步地下化、分散化，未来的治理难度将成倍上升。

柬埔寨当前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治安挑战，而是一场关于治理方向的选择。如果园区诈骗被继续视为“灰色经济的副产品”，如果大型资本与金融地产体系始终游离于透明监管之外，如果执法只能依赖阶段性运动而无法形成制度化约束，那么任何一次高压行动，都只能是短暂的。

相反，如果这轮整顿能够持续推进，并最终固化为常态化机制——让资本运行有边界、让居住空间不再成为犯罪庇护所、让金融与地产回归合规逻辑——短期的阵痛，反而可能为柬埔寨赢得一次极其宝贵的国际信任修复窗口。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跨国电诈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决心与制度耐力的问题。柬埔寨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叠加窗口：高层政治表态清晰、执法部门协同推进、资本体系开始重组、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种窗口期，并不会长期存在。

如果在关键时刻倒退，未来不仅更难打击，甚至可能出现电诈回流、升级与再扩散。到那时，治理成本、外交压力与社会代价，都将远高于今天。

正因如此，这一次，真的不能回头。

这不仅关乎打掉多少园区、抓捕多少人，更关乎柬埔寨是否愿意，也是否能够，用制度而非运动，去结束一段长期困扰国家发展的灰色历史。

历史往往只给一次选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