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 7 日，曾经叱咤东南亚的太子集团实控人陈志被引渡回国，中国公安部将其定性为“重大跨国赌诈犯罪集团头目” ，通报中明确提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此刻，除了关注罪犯伏法，受害者群体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人抓回来了，他在海外的逾千亿资产能追回来退赔吗？

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资产规模——仅美国方面冻结的比特币，估值就已超过1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0亿元）。加上陈志在柬埔寨被接管的银行与地产，以及散落在英国、新加坡、韩国、香港等地的巨额财富，该案涉及的资金规模保守估计逾千亿人民币。

面对这张横跨三大洲的“全球资产冻结网” ， 中国受害者的血汗钱究竟能拿回多少？这是一场在“大国博弈” 、“国际规则” 与 “ 司法程序” 夹缝中的艰难求索。

中国法律：我们有权追缴，但“鞭长莫及”

首先必须明确，从中国法律层面，追缴陈志的海外资产“有法可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此外，中国已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拥有向成员国提出司法协助、追回资产的国际法权利。

陈志作为中国籍罪犯，其通过电信诈骗、网络博彩获取的资金，无论流转到地球的哪个角落，法律属性上均为“赃款” 。在法理上，这笔钱属于中国受害者。但在执行上，钱在哪国的领土上，往往由哪国说了算。

柬埔寨的“属地债权优先”

目前，随着太子银行进入清算程序，以及 5 大核心楼盘被官方叫停销售，这一系列动作背后的逻辑是国际通行的“属地债权优先”原则：陈志留下的资产，必须优先填补柬埔寨当地的“窟窿”。

银行资产： 清算所得必须优先赔付柬埔寨当地的储户和债权人，防止引发柬埔寨国内金融恐慌。

地产资产： 监管局介入是为了“保交楼” ，资金将优先用于支付当地建筑商款项及保障现有业主权益。

这里存在一个残酷的利益错位：众所周知，太子集团网赌电诈帝国的最大受害群体来自中国境内。按理说，查封资产应优先赔偿中国受害者。然而在现实操作中，由于资产位于柬埔寨领土，它们首要的任务变成了“维稳” 当地经济。只有当柬埔寨政府把上述所有本地债务清偿完毕后，如果还有剩余资产，才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移交给中方。参考澳门“洗米华案” 中资产优先抵扣当地税收的先例，留给中国受害者的这块“蛋糕”，恐怕所剩无几。

全球金融中心的“规则壁垒”

相比柬埔寨的实体资产，陈志被美、英、新、韩及中国香港等全球金融中心冻结的金融资产（含加密货币、信托基金、股票及豪宅等），面临的是一套更为复杂的国际司法与合规规则。

1. 美英模式： 昂贵的“资产分享”机制 英美法系国家在协助别国追赃时，并非无偿服务。根据惯例，它们有权要求“分享”被没收的资产，这往往意味着高昂的“ 司法服务费”。

美国逻辑： 只要利用了美元体系洗钱，美国司法部（DOJ）就有权进行长臂管辖并罚没。

英国逻辑： 英国拥有强大的“不明来源财富令”（UWO）。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

（NCA）在协助追缴时，通常会先切走一大块资金，作为案件调查费、律师费和监管罚金。这意味着，中国若希望主张资产返还权利，必须在英美主导的司法体系中展开一场难度极高、周期极长的法律博弈。不仅需要提供完美的证据链，还要做好被扣除高额比例（如 30%-50%）的心理准备。

2. 新韩模式：严苛的“金融声誉”维护 新加坡和韩国作为陈志洗钱网络的重要资金中转站，其资产处置逻辑与英美略有不同，侧重于“维护本国金融声誉” 与 “合规清洗”。

新加坡：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新加坡对“脏钱”零容忍。一旦涉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首先会重罚涉事金融机构，冻结资金往往优先用于支付监管罚款。虽然中新司法协助基础较好，但在退还资金前，法院对“证据链”要求极高，必须严格证明资金属性，且流程极其繁琐，以防止资金回流后被二次挪用。

韩国： 韩国近年来深受电信诈骗之害，与中国在打击跨国犯罪上合作紧密，因此从韩国追回资产的可能性相比英美稍大。但韩国法律同样严格保护其国内债权人，如果陈志在韩国留有商业债务，这部分钱也会被优先扣除。

3. 香港模式：“一家人”也要走“ 两家法” 陈志在香港被冻结的资产（据悉包含股市投资及豪宅），可能是所有海外资产中， 追回希望最大的一块。

司法互助优势： 虽然香港实行普通法，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与内地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框架下的合作比外国顺畅得多。香港警方和律政司会更积极配合内地的冻结和充公令。

程序依然严格： 尽管是“一家人”，但必须走 “ 两家法”。内地公安不能直接去香港划账 ，必须经过香港高等法院的聆讯，由法官裁定资产属于“犯罪所得”后才能移交。这一过程虽然繁琐，但相比被国外“切一刀”或“就地消化”，香港资产全额回流内地的损耗是最小的。

历史镜鉴：从“许超凡”到“李华波”，结局大不同

面对陈志案的复杂局面，我们不妨回顾中国海外追赃史上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们恰好折射了陈志资产可能面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首先是美国的“打折退赔”现实： 以许超凡案为例。 2001 年，“ 中行开平案” 主犯许超凡贪污挪用 4.85 亿美元后逃往美国。这场跨国追逃历时整整17 年，直到 2018 年许超凡才被强制遣返回国。然而，相比于人员归案的胜利，资产追缴的账单却令人深思：

官方通报显示，该案最终“从境内外追回赃款 20 多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即便在中美司法通力合作下，面对高达 40 多亿人民币的涉案金额，挽损率也仅维持在 50%左右。剩下的巨额资金，除被挥霍外，很大一部分作为司法成本和罚没款留在了美国。这也为陈志在美国资产的最终下场提供了最直观的参照。

其次是新加坡的“全额返还”希望：以李华波案为例。 2011 年，“百名红通人员”第 2 号李华波贪污 9400 万元公款潜逃新加坡。与美国案不同，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胜利。

中方向新加坡提供了完善的证据链，2015 年，新加坡法院在判决李华波罪名成立的同时，裁定将其在新加坡被扣押的涉案资产全额返还给受害单位（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这一先例证明，如果中国公安机关能向新加坡、韩国等国法院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被冻结资金完全属于“犯罪所得” ，是有可能突破西方“资产分享”惯例，实现高比例甚至全额追回的。

对于中国受害者而言 ，这场跨国追赃战役，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与法律攻坚战。中国公安机关势必会尽最大努力通过国际合作追缴赃款，以减少人民损失。但客观的国际法环境和地缘政治博弈决定了，这笔巨额财富，在经过全球各司法管辖区的“过筛子” 、“切蛋糕”之后，最终能汇入中国国内退赔资金池的比例，恐怕不容乐观。想要实现 “全额退赔”，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