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小米

从监狱铁门走出来的那一刻，钟瑶生并没有如释重负。

44岁的他站在金边的街头，身上没有多余的行李，也没有明确的去向。护照已经逾期1年多，签证罚款近4000美元尚无着落，身体状况明显下滑。此时此刻，生活的重担丝毫没有减轻。对钟瑶生而言，真正艰难的日子，并不在监狱之内，而是在“出来之后”。

十二年异乡谋生路

钟瑶生，中国广东梅州人，是一名普通厨师。

2013年10月，他来到柬埔寨，此后十二年间始终从事餐饮工作，辗转多家酒店和餐厅，从未脱离过厨房。

在同事眼中，他的生活轨迹并不复杂——上班、下班、寄钱回家。

家，是他无法放下的牵挂。

国内父母年迈，三名侄女尚未成年，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5岁。此前，钟瑶生的哥哥同样在西港做厨师，却在2022年10月1日因突发疾病送医抢救无效去世。从那以后，兄长留下的家庭责任，也一并落在他肩上。

与此同时，他在柬埔寨还有一个女儿，需要持续的生活费用和抚养支出。

“我不能断收入。”

这是他后来作出选择时，最现实的理由。

20多天的工作，改变了一年的人生

2024年10月初，钟瑶生从天艺酒店离职。经一名曾经共事过的厨师介绍，钟瑶生前往金边一处园区内的火锅店工作。

他并非毫无顾虑。

园区的名声并不好，他心里清楚。但在多重经济压力下，他还是选择接受这份厨师工作。

从入职到事发，仅20多天。

2024年11月6日下午，园区被查。钟瑶生当时正在火锅店后厨，并不清楚外界发生什么。很快，他被带到物业办公室，当晚8至9时左右，与包括物业人员在内的共8人一同被送往警察局。

在园区内、在警察局里，他反复解释同一件事——“我只是火锅店的厨师，只负责做饭。”

火锅店的柬埔寨员工也为他作证，证实其工作内容仅限后厨。

但程序并未因此停止。

从警局到监狱的一年

在警察局，钟瑶生被关押并连续讯问一周，每天做笔录、接受调查。

2024年11月14日上午，他被正式送往监狱。

这一关押，就是将近一年。

在狱中，他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也无法为家里提供任何经济支持。身体状况逐渐变差，长期精神紧张、作息紊乱，旧疾复发，却只能忍耐。

直到2025年11月3日下午，才被释放。

“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很虚了。”他说。

（金边法院开具的释放令）

出狱之后，更难的生活

真正的困境，从监狱之外开始。

出狱后，钟瑶生先后两次前往移民局，希望处理证件问题。

第一次，被告知工作人员不会中文，需要自行携带翻译。第二次，在他人协助翻译下，才被告知还需前往法院开具保释令相关文件作为证明。

但他并不熟悉流程。

前往法院时，甚至未能顺利进入办理程序。

与此同时，他的护照已严重逾期。

根据柬埔寨相关政策规定，护照逾期每日罚款10美元。

这意味着——每天什么都不做，负担就会继续增加。

一年多未工作、没有任何积蓄的他，根本无力承担不断累积的罚款金额。没有合法证件，也几乎不可能找到正式工作，生活陷入恶性循环。

“越拖，罚款越多；不交罚款，又没办法办证。”这是他眼下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个普通人的“夹缝生存”

目前，钟瑶生身体状况仍未恢复，长期疲惫、失眠，偶有不适，却不敢前往医院系统检查。他没有稳定住所，也无法正常工作，却要同时承担多重家庭责任——国内年迈父母的生活开支；已故兄长留下的侄女；以及柬埔寨女儿的日常抚养。

他并不寻求赔偿，也未试图为自己“洗白”。

他反复强调的，只有一句话：“我只是个厨师，我想合法地工作、生活。”

在大规模园区清查、反诈执法的背景下，像钟瑶生这样处于底层的外籍务工者，往往难以被区分、被细致审视。程序结束后，他们面对的，是无人指引的“狱后空白期”。

夜晚的金边灯火依旧。

钟瑶生坐在屋内，反复查看那几份已经翻旧的文件，试图弄清下一步该怎么走。

“每天10美元，对有工作的人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现在的我来说，是完全承担不起的。”

他希望有人能够提供法律指引、证件补办协助，或至少给出一条明确的出路。

因为对他而言，走出监狱，并不意味着重新开始，而只是另一段艰难生活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