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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回:忍辱负重,救助烧伤的亲人
我没有时间关注这些报道,而是把注意力和全部精力转移到还在生死线上挣扎着的两个侄子身上,他们真的需要紧急救助。
我爱自己的姐姐,爱自己的亲人。我忘了自己婚姻的痛苦和女儿的牵绊,也没有想过我自己也没有钱,就毅然决然地抗起了抢救他们生命的责任。
两个孩子被烧伤的 很厉害。大侄子被大火烧成了一个血淋淋的红色的肉人,分不清面部五官,鼻子和耳朵都烧没有了,身上没有一处好地方,几家医院都说无法救活。小侄子的双脚被大火烧坏,两只脚不能走路,心肺功能失常,昏迷不醒。
眼前的事实不允许我想太多,救命要紧,我开始寻找附近医院救助。火灾的当晚,我们把孩子送到了暹粒市的儿童医院。暹粒儿童医院,是外国援助的项目医院,在这里未满十八岁的孩子看病是可以免费治疗。儿童医院的大夫对我的两个侄子进行了常规救治后说,这里的医疗设施有限,不能保证大侄子能活下来,建议我们赶紧把他送到金边。
那时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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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多想,把小侄子留在了暹粒儿童医院,由妈妈和弟弟负责看护,我把几岁大的女儿留给妈妈看管,我和姑姑一起租了一辆车,将大侄子连夜送往金边。
抵达金边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11点,而且是一个周日,医院里只有急诊,他们草率地检查了一下我大侄子的病情,看到这样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们也很紧张。一直到下午三点,终于叫来了一名主治烧伤的医生。这位主治医生说,对于这样的病情,他也没有把握,只有20%的把握可能救活。
我当时就哭了,我不能眼看着我的侄子就这这样死在我面前;我的心在抽泣,柬埔寨人民的生命如此的不值钱,而那些为了钱可以出卖灵魂的人却得到了地位!柬埔寨人民的信仰如此不堪一击,为了钱,他们可以放弃信仰。
我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能再哭了,必须坚强,我要想办法救活我的侄子,不能就这样放弃了。
有一个叫吉尔特- 万博伦的比利时人,他是柬埔寨非政府援助组织成员,不到40岁,这个组织是专门为柬埔寨被战争时期遗留炸弹炸伤的病人做康复治疗援助的组织。
吉尔特- 万博伦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用自己的努力,在柬埔寨治愈过很多残疾人,还帮助他们恢复劳动能力,甚至帮助他们建立可以自食其力的生产基地。
他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大火”的报道,主动和我们联系上,不但帮助我的小侄子治疗和康复 被大火烧伤的双脚,还希望可以帮助我的大侄子,后来他还在他们的报纸上连续报道了我家火灾的事情,在暹粒众多场合为我们家募捐,为两个孩子治疗筹集资金。
那时我在金边,面对无助的医生,面对生死一线的大侄子,我没有别的办法,就给这位比利时人打去电话,请求他的帮助。我没有想到,这位与我素昧平生的外国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伸出援助之手。
他得知我们在金边不能得到很好的医治后,就主动联系他的一个在越南的美国好朋友,帮助我们联系越南的医院。
这个美国人,叫 迈克·道尔Michael Doyle ,50多岁,他长期居住在越南的胡志明市,在越南娶了老婆并生有两个孩子,他也是在一个非政府援助的国际组织里,这个组织专门救治越南癌症患者。这个美国人的出面,对后来我侄子的医治康复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从自己朋友比利时人那里得知我们的困难后,马上为我们联系了越南最好的烧伤医院,还让医院派出救护车到柬越边境等候我们。在他的帮助下,侄儿被金边医院的救护车护送到柬越边境,然后,换乘越南医院的救护车,送到越南胡志明市的国立医院。
当我们乘上越南医院的救护车时,我一直提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可是没有想到的接下来事情依旧处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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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越南医院后,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侄儿送进急救病房。这一路周折,时间已经过去两天,侄儿的身体到处流着脓和血,身体散发着恶臭,个别伤口被苍蝇附着着,变黑、甚至生了蛆。
越南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大概也没有见过如此病况的活死人,他们甚至不敢靠近,大家好像被这个病人吓坏了。
一名主任模样的女人走进病房,看到这个情况,第一句话不是问病情,而是问我,“你们有钱吗?”“先交2000美金押金!”。
他们知道我们是柬埔寨人,首先是看不起我们,还有就是嫌弃我们,这也许是柬越两国人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历史积怨。我没有理会他的态度,大声地回答“有钱!要多少有多少!”
那位主任模样的女人看看我,没有再说什么,催促着周围的护士开始给我侄儿处理伤口,并将他安置在隔离病区的重症监护室。
开始几天,每一天的医疗费都要1000-2000元,我知道自己身上带的钱不够在越南看病,但还是掏出几乎所有的钱先交了押金,才保证了侄儿可以住进医院。
那时的我,口袋里剩下的钱已经不够住旅店了。没办法,我们就将就着在医院门口的大树下住下,吃着白饭和咸菜,每天还要定时进到医院里看护垂危的侄儿。
吃不好,睡不好地过了两天,我们没有可以替换的衣服,也无处洗澡,看起来就像乞丐,但是我还是坚持着每天到医院看护我的侄儿。我没有注意自己的衣着和脸色,可是在这些越南人眼里,我已经成为一个随时可以被驱赶的人。
每天,这些医生和护士,对待我被烧伤的侄儿,就像对待一头死猪,他们不理会病人撕心裂肺的喊叫,一次次的将粘着鲜血和肉体的绷带,从伤体上撕下来。我受不了了,就哭着喊着,抢夺他们手中的剪刀和绷带,他们也是连推带搡地将我一次次地轰出监护室,还会听到他们不停的催喊 “钱不够啦!快去找钱!”。
我疲倦地坐在医院门口的大树下,像一只无家的狗,披挂着一块防雨布,曲卷着脏兮兮的身躯,眼泪不停的流下来。此时,我的世界里看不到希望,没有亲人,甚至没有足够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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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柬埔寨的家里打去电话,那边的回答是,“没有希望就回来吧;再多的钱也不一定能救活”。侄儿的叔叔们不愿意出钱管这件事情,他们更多的是在想 如何得到他们家里的财产和对小侄子的养护权。面对无情的医院,面对无情的“亲人”,我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只有默默地祈求佛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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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建平,中国人,1955年生,工商管理硕士,是国土部城市土地经济研究员,现担任北京中关村不动产商会名誉会长,北京中海联行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共发国际(柬埔寨)投资集团总顾问。
敬请期待《走出暹粒的柬埔寨女人》
第10回:黑暗地狱里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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